“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3]
“到十月g,m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