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然主义”是个苏联的暗语,凡是写出来的东西太真实,,bao露了苏联的现实,有碍观瞻,统统说是“自然主义”。高尔基报告的结尾建议作者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要证实的是什么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5]即使是在那时,看到高尔基对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罗斯曼想必一定是厌恶的。然而不容否认,高尔基的直觉很有两下子;格罗斯曼对真理的爱将来会带来什么遭遇,似乎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几年以后,格罗斯曼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四天》,里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抄没以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6]
格罗斯曼身上的某些东西—对真理的爱,或许还有批判的智慧—不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捷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样,已经够正统的了,但斯大林还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的名单上划掉了。他一锤定音,说这本小说写年轻的g,m者,实际上是“同情孟什维克”。[7]其实,格罗斯曼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了相当大的勇气。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na)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尔(BorisGuber)所生的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人”子弟的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8]的秘密警察头子叶佐夫(Yezhov)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贝尔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那年晚些时候,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释放了。[9]格罗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10]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罗斯曼的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的事件,一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一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