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