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m;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m;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m;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bao政制度。我从未发现m;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bao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