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第三人》不同，《堕落的偶像》不是为电影而写的。这只是我更喜欢它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个作品在1935年以《地下室房间》的名字出版，是我乘坐一艘货轮从利比里亚返家时为了排遣旅途的无聊而构思的。对于印在这里的原作故事来说，《堕落的偶像》当然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即便是对电影来说，这个名字也让我联想起约翰·柯里尔[1]那些关于社会问题的画作。这个名字是发行公司给起的。
后来，卡罗尔·里德跟我提议，说可以合作把《地下室房间》拍成电影。我颇感意外，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没法拍成电影的——一桩由最具同情心的角色犯下的谋杀和一个并非大团圆的结局肯定会让现如今每部电影约二十五万镑的投资有收不回来的风险。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推进了，在其后进行的多次会议上故事悄然发生了改变，于是主题不再是讲一个小男孩不知不觉地向警方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而是讲一个小男孩以为自己的朋友杀了人，他撒谎替他遮掩，却差点让他遭到警方的逮捕。我觉得这——尤其经过里德的处理——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读者如果发现这讲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故事了，请务必不要感到惊讶。
为什么把场景改成了使馆？这是里德的点子，因为我们都觉得伦敦上流住宅区的大宅在我们所处的战后岁月里已经具有了时代的特征，而我们并不是要拍时代剧。我对于他的解决方案纠结了一会儿，随后便全盘接受了。
要记起原作故事中哪处改动是谁做的总是一件难事——只有几处细节除外。比如，把对女孩的盘问改在女孩和贝恩斯用过的床边进行是我的点子，跑来给钟上发条的男人那句巧妙的插话是里德的点子。蛇是我的点子(我一直都喜欢蛇)，而里德刚开始的时候还曾出于同情对此表示反对。
对于这两部电影我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卡罗尔·里德，他是我唯一认识具有人类同情心所特有的温暖的导演，对于在合适的部分用合适的脸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感觉，他在剪辑上异常精准，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会对作者的担忧感同身受，并懂得如何加以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