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裙子长及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我穿红色向来难看，这颜色根本不适合我。我拿起采购篮，挎在手臂上准备出门。
房门没上锁——我不说我的房间，我不愿这么说。事实上，它连关都关不紧。我走进地板光滑的过道，过道中间铺着一条窄长的灰粉色地毯。这条地毯如同林中小路，又像是王室专用地毯，它替我引路，为我开道。
地毯在前楼梯口处折了个弯，沿梯而下，而我也顺着它一手扶着扶栏下楼去了。不知被多少只手摩擦得温暖发亮的扶栏是由一根完整无缺的树干制成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座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为一个大富豪家族建造的宅屋。走廊里，一台落地式大摆钟正一左一右地摆动着，旁边一扇门通往舒适温馨的前起居室，里面夹杂着肉欲的气息与暗示。我从未在这个起居室里坐过，只在里面站过或跪过。走廊的尽头便是前门，门上方的扇形气窗是彩色玻璃的，上面绘着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走廊的墙上还留有一面镜子。当我下楼时，只要我侧过头顺着裹着脸部的双翼头巾的边缝望去，便可见到这面镜子。这是一面窗间镜，圆圆的凸出来，活像一只鱼眼睛，而我在里面的样子就像一个变形的影子，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或是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童话人物，正缓缓而下，走向漫不经心、同时危机四伏的一刻。一个浸在鲜血里的修女。
楼梯底下有个挂帽子和伞的架子，弯木制的，长而浑圆的木杆在顶部稍稍弯成钩子的形状，宛若蕨类植物向外撑开的枝叶。上面挂着几把伞：黑色的那把是大主教的，蓝色的是他夫人的，而红色的则属我专用。我没去动它，因为我早已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是一片阳光明媚。我不知道大主教夫人是否在起居室里，她并非总是坐着。有时我可以听到她来回走动的声音，一脚轻一脚重，还有她的拐杖轻敲在灰粉色地毯上的嗒嗒声响。
我沿着走廊经过起居室和饭厅门口，来到门厅的另一头，开门进了厨房。这里面不再有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丽塔正站在桌旁，桌面是白色搪瓷的，一些地方掉了瓷。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马大服，暗绿颜色，好像从前外科大夫的褂子。那衣服在长度、样式和遮密程度上都与我的相差无几，但外面多套了一件围裙，也不像我们需戴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丽塔只在出门时蒙上面纱，其实没有人会多在乎谁看到了马大的脸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