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议，这是必然的。农学家们重视周期性规律，对创新半信半疑，而我追求改变。为了说服他们，我和农业合作社搞好关系，挨个拜访各个地区的农场主。我喝过黑刺李杜松子酒、荷兰杜松子酒和叫不出名字的私酿酒。在镇上，我处心积虑地参加各家兄弟会，因为他们的成员手握实权，像雄鹰兄弟会、驼鹿兄弟会、吉瓦尼斯俱乐部，还有麋鹿兄弟会等，我得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一来，我消息就灵通了，逢人就握手致意，我们分享秘密。我告诉他们，甜菜不是普通的农作物，它是自然与技术的完美结合。甜菜根就像原油，需要加工，因此需要炼糖厂。它能带动地方产业，人人都会受益。
1952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日用品、农作物和牲畜大会上，我接受了甜菜这个点子。听众中很多都是推销员，但没人比得上卡尔·阿代尔。
卡尔·阿代尔的吸引力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地深入我的骨髓，我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坐在吉瓦尼斯俱乐部，吃着顶级肋排和另一个男人刀叉上的童子鸡肉，真是疯了。不过我感到诧异，仿佛云层被吹开，本性终现，原来我是同性恋。
遇见他之前，我从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像费弗家族一样从不满足。我们家族来自鲁尔山谷[3]，也许从那时起，就对白色的生甜菜带有家族记忆。到了美国，我们不停搬家，总是抱怨生活不如意。最后，我们自作自受，父亲的事业破产，姐姐们成为终日喝酒、打发时间的农妇。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的特例。
卡尔跳上弹簧床开始疯狂跳跃，我吓了一跳。我本想找些共同话题，我问起他妹妹，这戳到了他的痛处。但当他把他妹妹的名字告诉我之后，我就不怪他了。读小学时我就认识了玛丽，她冷酷无情，我亲眼见过她慢慢折磨斯塔·科兹卡，像扯羊毛毯上的羊绒线一般扯着斯塔的神经，搞得斯塔精神崩溃。那时斯塔的精神病发作过一两次。玛丽很精明，人人都知道她既能把东西搞到手，还能把东西守得住。这一点我多少明白，可卡尔并不明白。
卡尔在床上弹跳时，手都能碰到天花板了，但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受伤。我担心他弄坏东西，比如压坏床垫里的弹簧，或者把床弄散架。可是随后的一幕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都清晰可见：卡尔穿着黑色紧身裤，弓着背，领带飘在空中，酒店华美的锡制天花板上倒映着他的身影。
然后他撞了上去。
别人出事时，我会保持冷静，施予援手。他背部受伤了。我想，得固定住。我知道固定得不错。牵引治疗，打上石膏，承受着难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