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愉快时总习惯沉默不语，或更确切地说，我不悦的缄默所具有的那种冷酷、卑劣气质，过去总能吓得瓦莱里亚束手无策。她总是先小声抽泣继而放声哭号，一边说着：“让我发疯的是，你这样呆着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试过对夏洛特保持沉默——而她只一味发出唧唧声，或咯咯笑我的不言不语。真是个奇异的女人！于是我就退回我原来的房间，现在是标准的“书房”了，低声嘟哝说我毕竟还有部学术性的巨著要写；夏洛特也就继续美化她的家，写几封信，或拿起电话婉转啼唱。我从窗户，透过如漆的白杨树叶的颤动，能看见她穿过大街，心满意足地给费伦的妹妹寄信。
在我仍对滴漏湖静止的沙滩作过最后一次拜访后的一个星期，一直最星雨阴霾密布，那是我能记得的最抑郁的日子。
而后终于出现了二三缕模模糊糊希望的光线——在太阳完全进出之前。
我想到在良好的工作秩序中，我有个灵巧的大脑，我或许该好好利用它。如果我不敢干预我妻子对付她女儿(在令人无望的远方明媚的天空下每天都在越变越热烈，肤色越变越深)的计划，我必须能想出适宜的办法维护自己，这方法日后没准能引向一个特殊的良机。一天晚上，夏洛特自己为我提供了一个出口。
“我有件令你惊喜的事，”她说，脉脉地看着我，手中举起一勺汤。“秋天，我们俩去英格兰。”
我一口吞下我勺里的东西，用粉红色餐纸(噢，这是米拉罐饭店需有的证明)抹净嘴唇，我说：
“我也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格兰”“为什么，怎么回事？”她问，看着——那种惊诧比我预料的还严重——我的手(我下意识题叠起又撕开又压平又撕开那张无辜的粉色的餐纸)。不过我微笑的面容石知怎么使放心了。
“事情很简单，”我答道。“即使在最融洽的家庭里，象我们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女方做啊。有些事情应该论文夫决定。我可联想象你这样一位健康的美国女子，遇上与邦波尔夫人——或‘冻肉大王’塞缨尔。邦波尔，或一位好莱坞荡妇乘同一条海轮横渡大西洋，定会喜不自禁。我一点不怀疑当我们望着——你，坦诚的明眸，我，控制着我嫉妒的羡慕——望着‘皇宫哨兵’或‘红色哨兵’或‘海獭食者’或别的什么时候被拍摄下来，你我一定会为旅游公司做一则最漂亮的广告。可是恰好我讨厌欧洲，包括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你很清楚，对老朽和腐败的世界，我所有的，仅仅是悲哀的联系。你画报上登的那些彩色广告也无济于事。”
“亲爱的，”夏洛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