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让我拿上行李；但他却只是穿向马路的另一边，朝一位站在阳台上招呼他的老太太驶去。我还能怎么办？我按了门铃。
一名黑女仆把我领进去——丢下我自己坐在席垫上，她又跑回厨房，好象有什么不该糊的东西糊了。
前厅装饰着门铃，装饰着一位有墨西哥商人血缘的白眼睛呆傻家伙，他正是这班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中一个虽琐碎但还可爱的人，另外还装饰着凡．高的《阿尔风景》。右边一扇门半掩着，能瞥见里面是卧室，角柜里摆着更多的墨西哥废品，一只镶条纹的沙发立在墙边，走廊尽头有楼梯，正当我站在那儿擦着额角(只在这时我才发觉屋外是多么热)，四处寻视，看见了一只放在橡木箱上的灰色旧网球，黑兹夫人的女低音突然从上边降落，她靠在栏杆上优美地问道：“是亨伯特先生吗？”接着，一丝烟灰也跟着落了下来。之后，那妇人自己——凉鞋、栗色宽松裤、银黄色衬衣、近似方形的脸，就以这样的秩序——款款走下楼，她的食指仍然弹着烟卷。
我觉得我最好直截了当地描述她，可以清晰易解。可怜的妇人三十五六了，她的额头很有光泽，眉毛剔过，五官端正但不动人，或许能形容为玛雷娜的一次不稳固分解。她拍着铜褐色的卷发，领我走进客厅，我们聊了一会麦库的火灾，以及在拉姆斯代尔居住的特权。她那特别大的海绿色眼睛非常有意思地在你周身上下移动，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你的目光。她的笑只是一条眉毛挑逗地猛跳一下；一边说着，时面在沙发里伸展一下身体，时而朝三个烟灰缸和身旁的炉围(那上面放着一只褐色苹果核)冲击，而后又落座，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下。很显然她是那类妇女，她们经过修饰的谈吐颇能代表一家图书俱乐部或桥牌俱乐部或任何古板聚会的风格，却永远不能反映她们的灵魂；一批毫无幽默感的妇人；在内心深处对客厅交谈的所有主题完全漠然，但对这种谈话的形式却甚为讲究。透过太阳光下的玻璃纸，她的失意一目了然。我非常明白无论多么偶然我成了她的房客，对于我，她会有步骤、有头有尾地做完能对宿客做的一切；我于是就又会陷入一张肮脏交易的网，这些我知道得很。
但我住下来是毫无问题的。对那种每张椅子上都堆着邋遢杂志的家务事，以及在所谓“实用的现代家俱”喜剧与老朽的摇椅、患佝偻病的台灯桌上摆着摇摇欲坠的台灯的悲剧之间发生的可怕的杂交现象，我不能感到快乐。我被领上楼，向左——进入“我的”房间。我透过绝对抵触的心情审视它；但我确实在“我”的床上方辨认出勒内。普里耐的“克莱采奏鸣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