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难说清楚，也许只不过是由于自己与生身父亲为了这个女人争风吃醋而感到不成体统和可怕，因而他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设想更加可怕、更加危险的情况了，至少当时是这样。他甚至根本不相信销声匿迹五年之后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未婚夫，尤其不相信他马上就会来。而且在给米佳看过的“军官”的第一封来信中，谈到这位新的情敌即将回来是很不确定的：这封信非常含糊，词藻华丽，充满了感伤的情调。应该指出，格鲁卡那次向他隐瞒了信里谈到回来比较肯定的最后几行字。而且米坚卡后来还想起，他当时觉察到格鲁申卡本人对这封西伯利亚的来信似乎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傲慢和轻蔑的表情。此后，格鲁申卡一点儿也没有向米坚卡透露与这位新的情敌继续来往的情况。因此，他逐渐把这位军官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日益临近的最后搏斗已迫在眉睫，应该最先解决。他满怀恐惧，每时每刻都期待着格鲁申卡的决定，一直相信这种决定会像灵感一样突然出现。她会突然对他说：“带我走，我永远属于你。”事情就此了结：他就赶紧搀着她，马上远走高飞。啊，马上带她到遥远的地方，如果不是天涯海角，那也一定到俄国的一个边远地区，在那里和她结婚，秘密定居下来，任何人，无论是这里的也好，或是别处的也好，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那时，啊，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生活便马上开始了！他时时刻刻疯狂地向往着另一种“情操高尚”的新生活（一定，一定要情操高尚的），他渴望复活和新生。他自己心甘情愿陷进去的那个泥潭使他太苦恼了，因而他像处于类似境遇中的许多人一样，非常相信只要改换地方，只要与这些人无关，只要摆脱这种环境，只要能冲出这种鬼地方——那么一切都会新生，完全改观。这就是他坚信和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这不过是第一种可能——问题顺利解决。还有另一种可能，它会引出完全不同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结局。她会突然对他说：“你走吧，我决定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结合，嫁给他，不需要你了。”那样的话……那样的话又怎样呢，米佳确实不知道那时候会怎么样，直到最后一小时他都不知道，这是应该替他证明的。他没有明确的打算，也没险恶的阴谋。他无非是在监视、刺探情况和经受痛苦，但他毕竟在争取第一种幸福的结局。甚至一直在排斥任何别的想法。于是这又引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出现了另一种新的、但也是致命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就是假如她对他说：“我是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