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工人把门撬开，要求我爬到上面一层，两个穿着连身工作服的检修工看起来就像是日本色情片里的猥琐男一样，乐呵呵地站在十三楼的楼层上等待着我，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如何去和他们解释这对一个穿着紧身职业装窄裙和细高跟鞋的女人来说，难度和让他们去徒手攀爬东方明珠差不多——当然，像顾里和Kitty那种能穿着14cm细高跟鞋跨栏的专业选手不包括在内，她们从小身经百战，如履平地，她们对高跟鞋那种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状态，让人非常确信她们无论是睡觉还是洗澡，冲浪还是潜水时，她们都踩着一双匕首般的凶器，你要硬说她们是穿着高跟鞋从子宫里钻出来的，多说几次搞不好我也信。
当我灰头土脸地爬上去之后，两个虎背熊腰的工人冲我说“好啦小姐，你只需要走下十三楼就可以回家啦”。——你看，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类似伸手拉开玻璃门一样简单的事情。我把鞋子脱下来，拉开漆黑的安全通道楼梯间的大门。
之后，在我回家的路上，一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开过路边的一洼积水，迎面一排竖立的水墙拍打在我的身上，当初台风“圆规”登陆上海时，巨浪冲击防汛墙都没这个猛烈。我感觉仿佛《青蛇》里被巨浪打得元神出窍的白素贞似的，完全忘记了反应，在马路边呆如木鸡。反倒是我身后的几个提着菜回家的大妈，尖叫得格外投入，仿佛被泼到的人是她们。
再然后，我拉开包准备拿纸巾擦一下湿漉漉的脸，在翻找的时候，手机从包里掉出来，摔在地上，液晶屏幕哗啦啦裂开一张蜘蛛网。屏幕嗖一声熄火了，看起来就像是它挣扎着向我告了个别。
这个时候，我反倒有点儿乐了。我觉得人遇到一连串无休止、高强度、高频率、高质量的打击之后，都会产生一种孟姜女哭长城，哭完一轮再一轮的同归于尽的心情，我甚至在想，还能更倒霉么？还能更戏剧化点儿么？有本事就开一辆洒水车到人行道上来把我当场轧死啊，让我的尸体陈列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里被世界各国前来参观世博会的国际友人们缅怀致敬啊。敢吗？能吗？
当我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无情的上帝口齿清晰不容置疑地、仿佛中国移动代言人般地告诉我：“我能。”
南湘拿着那个我异常熟悉的《M.E》信封——我每天都会寄出去不下十个这样的信封——表情复杂地拆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内容递给了我，仿佛一个悲怆的法官将死刑判决书递给心灰意冷的犯人一样。
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任何的演唱会都有encore，那是情绪酝酿到最后眼泪鼻涕齐飞，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