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一句傻话，后来的举动也傻乎乎的。“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我通常不抽。”她取出嘴里的烟，看一眼，然后扔掉弄灭。“很久才抽一次。他打过电话给韦林杰医生。”
声音悠远平静，好像隔着水面传来。非常非常地轻松。
整个礼拜没什么事，我只是出门办了一些不太能算业务的业务。有一天早上卡恩机构的乔治·彼得斯打电话给我，说他恰好有事走过塞普尔维达峡谷那条路，好奇地去看了韦林杰医生的疗养所，可是韦林杰医生已经不在了。五六队土地测量员正在绘图打算分割土地。跟他交谈的人连听都没听过韦林杰医生的名字。
“因为一张财产信托证书，可怜的傻瓜被迫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给他一张千元大钞买下放弃权利的证书，以求省时省钱，现在有人把那块地分割成建筑用地，可以净赚百万。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差别。生意必须有资金。有时候我觉得那是唯一的差别。”
我说：“好一段愤世嫉俗的说辞。不过热门犯罪也要资金。”
“资金哪里来，老兄？总不会来自抢劫酒铺的强盗吧。再见。改天见。”
某个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差十分，韦德打电话给我。他的嗓子浑浊不清，几乎咯咯作响，但我还听得出是谁。电话中可以听见急促的、用力呼吸的声音。
“马洛，我情况很糟。我顶不住了。你能不能赶快过来？”
“好——不过先让我跟韦德太太谈谈。”
他没搭腔。电话中传来撞击声，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又有撞击的砰砰声。我对着电话吼了会儿，没人答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话筒咔啦一声放回原位，就变成断线后的嗡嗡声。
我五分钟后上路，半小时多一点儿就到了，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飞驰过隘口，朝着光亮的方向开上文图拉大道，左转，在大卡车中东躲西闪，出尽洋相。我以近六十英里的时速穿过恩西诺，用聚光灯照着停靠的车辆外缘，免得有人突然走出来。我运气不错，只有不在乎的状况下才能如此幸运。没有警察，没有警笛，没有红色闪光灯。一路我只想着韦德家可能发生的情况，料想不会太愉快。她跟一个酒醉的狂人单独在家；她脖子断了躺在楼梯下；她锁在房间里，有人在外面狂号想破门而入；她赤脚跑过月光下的路面，一个手持屠刀的黑人大汉正在追她——
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开进他家车道，屋里屋外灯火通明，她站在敞开的门口，嘴里含着一根烟。我下了车，踏着石板地走向她。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敞领衬衫，冷静地望着我。如果有任何兴奋的迹象，也是我带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