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火车之后，我们穿过一个长长的地下道，到大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察局门口等公车。车快停稳的时候，站牌下总是挤满了人，父亲不慌不忙，看准一个打开着的窗口，把我举起空中，“放”进车里的空位上，再将旅行袋传给我，然后才跟在人潮后面，成为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坐在车后面的位置上，一路上我都低着头，抱着胸前的旅行袋，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一样。到达动物园，公车靠站之后，父亲卡住公车的前门喊我下车，噪音盖过嘈杂的车声人语。我低头挤到前面，感觉每个人都盯着我看。
下车。
父亲掏钱，买两
父亲早起，父亲上班，父亲下班，父亲早睡。父亲很穷，父亲足不出户。但有一天例外。
儿童节来临的那天早上，总有一双擦得很干净的旧皮鞋整齐地放在我的床前，我一张开眼便能看见。
等我吃完早点，换上新洗过的衣服，套上大头皮鞋，稳稳地绑好鞋带，父亲便安静地出现在我小房间的门口，手上提着一个帆布旅行袋，里头必定有一个铝制的水壶，几个大馒头，一个装着香肠、卤蛋、素鸡和海带的圆形便当盒，一包苏打饼干、一条口香糖、一大叠卫生纸和两条手帕。
我们走进客厅里，母亲便仔细检点我的服装，再翻看旅行袋里的东西带齐了没有。
然后，像一件要紧的事，父亲挪过一张木椅子，抵在大玻璃橱前面，站到椅子上，费很大劲从橱顶上搬下一个木箱子。那是少数几件专属他的东西之一。
木箱是用零星的木板拼凑钉成的，日久之后，显出深浅不同的颜色和木纹，像我制服上的补丁。似乎只是随俗，木箱外的确挂着一个生锈的锁头，不知有没有钥匙。
父亲轻轻地掀开木箱，探出一个木纹优美浮雕花边的，和一块紫色的绒布，兴冲冲地擦拭一番之后，才打开盒盖，取出一支深咖啡色的雪茄，插进衬衫口袋里露出一截来，像是一支顶好的钢笔。最后，盖上盒盖，阖上木箱，再扛回橱柜上。
出发的时候，母亲站在客厅里，隔着纱门和院子里的枇杷树向我们挥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留在家里，也许是巧合，我没有想问。
我们步行前往火车站，父亲在票亭买票之后，我们便坐在黑油油的长木椅上等待往台北的慢车。我喜欢看他从宽大的西装裤口袋里掏钱买东西，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军号手。我喜欢这个时刻，几乎感到一份光荣。
火车是装了滑轮的房子。在晃悠悠的火车上，我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仿佛屋外正下着大雨不能出去玩的时候一般。父亲交叠两腿，上身略斜，轻轻地哼着小曲，并用指尖在窗台上打出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