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卐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说一声卡罗威先生要见他。”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