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了。她们担心我会带来更多麻烦，她们害怕重新接受我？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敢对她们说：准备一下你们的东西，我们马上走。我在热内亚待了几天，我开始照顾她们。我的公公婆婆从来都不插手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事儿，相反，假如黛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对抗我，为了避免任何冲突，他们会躲开。
圭多·艾罗塔尤其小心，他从来都顾左右而言他，刚开始，他都没提到我和他儿子离婚的事儿。在晚饭后，黛黛和艾尔莎去睡觉时，圭多·艾罗塔出于客气，在关上房门，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之前——彼得罗每次也是工作到深夜，毫无疑问，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会和我聊了几句，他有些尴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聊到了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了，艰苦奋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边缘化的地区越来越多，弗留利地区的地震，象征着意大利的脆弱和不稳定，左派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有以前的老政党和政治小集团。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对我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费劲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实在想听我的看法，他可以谈谈我的书，我看到的第一本意大利语版，就是在那个家里：那是小小的一本书，很不起眼，和其他很多书和杂志一起，被送到这里，堆积到书桌上，等着被翻阅。有一天晚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知道，他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之后也不会看的——我就把书里的内容给他介绍了一下，给他念了几行。通常，他都是很严肃地听着，非常专注。只有在读到我大篇幅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段落时，他才用了一种专业的语气，说我写得很不恰当，让我觉得羞愧。他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权威的男人，尽管权威就像一种色泽，要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即使只有几分钟，这种权威都会出现裂缝，让人隐约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当我提到女权主义时，圭多·艾罗塔忽然一改他的庄重，他眼里忽然冒出一种恶意，他满脸通红——通常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用一种充满讽刺的语气，开始嘲讽他听到的一些女权主义口号：性，我渴望的性，谁在专治下感到过高潮？没有人！还有，我们不是繁殖工具，女人为自由解放而战。他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些话，一边笑着，整个人都很激动。当他发现，这个举动让我很惊异时，他拿起了眼镜，很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去学习了。
这少数的几个夜晚，阿黛尔几乎一声不吭，但我很快明白，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都通过一种冷淡的方式让我自己,bao露。因为我一直不开口，最后，我公公用他自己的方式提到了这个问题。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