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深刻,想在中国搞出正面讴歌作品可不容易啊;无论是美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哪怕是犹太导演,对们来说,都太浅薄。认为,真善美是种老旧艺术标准;新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有技巧、有能力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支,它就不是什真善美。王朔东西在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类。这类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观众才能欣赏。
在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种甜腻腻正面描写,在个成熟现代国度里,流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点批判成分。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子里多数派,有这样种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唯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为防止激起众怒,要声明: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五六十年代意大利优秀电影出现,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美誉。现在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连这样名词都不知道,只会把“崇高”之类名词径直讲出口来,也不怕直露。当然,大家不乏讴歌主旋律决心,但能力,或者干脆说是才能,始终是个主要问题。多数影视作品善良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但都不好看。
在此情况下,应该想到自己艺术标准浅于大众,和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人民之般水平不符,宜往深处开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你搞出影视作品让人家看身上爆起三层鸡皮疙瘩,谁聪明谁笨,也就不言自明。搞影视人常抱怨老百姓口味太刁,这意思无非是说老百姓太聪明,自己太笨。倒觉得不该这样子不打自招,这就显得更笨。觉得王朔过去反嘲、反讽风格,使们能见到深层东西。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向主流靠拢,倒使感到忧虑。王朔是个聪明人。根据人生经验,假如没有遇上车祸,聪明人很不容易变笨。可能他想要耍点小聪明,给自己作品披上层主旋律外衣,故作崇高之状。但是,中国人都太聪明,耍小聪明骗不谁,只能骗骗自己。就拿他最近《红樱桃》来说,虽然披层主旋律外衣,其核心内容和美国电影《九周半》还是类。把这些不是类东西嫁接在起,看上去真是不伦不类。照这个样子搞下去,广电部也未必会给他什奖励,还要丢观众。两样都没得到,那才叫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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