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
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
不幸事实，然后才有不幸信息，信使是信息中介，尤其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
定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臣民总是不对。君王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不同遭遇，讨论就是此类现象。据
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种迷迷糊糊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人文科学危机，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钱，那就什
危机都没有。
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种z.sha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上大学时，老师教诲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是治史原则，二是党性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搞不清东西还很多。不过也能体会到学者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学说，提出“仁者无敌”之说，有军事效益，和林彪“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另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些消息而已。最好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脸色做学问，你要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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