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这个道理要畅达天下,务必先陈述自由之事实、弘扬自由之价值;务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以实现此价值;对于那些无论动机为何,刻意忽视自由之事实,否定自由之价值的人,则务必与其决战。
在刚开始的几章中,我讨论了社会伦理,据此论证了组织膨胀、人口过剩必将引来邪恶,此邪恶得到社会伦理的理论支持,且会改头换面,让人以为它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呢。这种邪恶的价值体系,与人的体质和气质能协调吗?社会伦理假定,后天的教养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生来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种种特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话有道理吗?是否人类真的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我们又如何自圆其说,证明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相比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
其实证据自足。所有现存证据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中,遗传的重要性与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每个个体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并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极好的事情,人人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控制个体则缔造不幸。因了种种实用的、假设的理由,独裁者们、组织*员、某些科学家却急于简化人类遗传天然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会令他们发疯),控制社会处于一种同一性状态之中。在行为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J.B.华生[1]一股热诚,悍然宣称他能够证明“行为模式并无遗传性,天赋(音乐、艺术等)亦然,人们以为天赋会在家族里遗传,这纯属无凭无据的瞎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2]——坚信,“随着科学发展,科学能解释的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人们夸夸其谈的所谓创造力,在艺术、科学、道德上的成就,所自夸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态度如今在新科学的自画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者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们的真正作者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3]写过一篇文章《论伟人及其环境》,驳斥赫伯特·斯宾塞[4]对杰出个人的攻击。后者曾宣称,科学(该词将一定时期内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们的观点以动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彻底废除了所谓的伟人。他写道,“伟人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必须归类为社会的产物,他实在仅仅是其祖先的一个延续罢了。”伟人也许是(或者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