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安慰他们，使其摆脱痛苦，重建一个新的、通常更好的行为模式，它会深深扎根在听众的思想和中枢神经系统。
政治和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采用的宣传方式，而非所宣传的具体教条。这些教条或对或错，或好或坏，区别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区别。只要在人神经疲惫之时，施以恰当方法，所有的灌输必定成功。事实上，只要条件充分，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被驯化改变。
我们已经掌握了翔实的证据，可以知道某些不发达国家的警察们是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政治犯一被拘捕，就被施以系统性的、形式多样的压力，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吃得很差，住得极不舒服，每晚睡觉时间不到几个小时，以此迫使他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不安、极端恐惧的状态。因为巴甫洛夫的这些警察信徒们深知疲惫的价值——增强人对暗示的敏感性，于是，他们就一日复一日、一夜复一夜地讯问政治犯，一口气都不停能长达数小时。同时，讯问者无所不用其极，使政治犯恐惧、困惑、完全不知所措。只要这般来上个几周或几个月，政治犯的大脑就罢工了，他会向当局交代一切。然后，如果不想枪毙这个政治犯，还想转化他，则会给予他安慰与希望，如果他诚心信仰党国的唯一真理，他甚至都能被拯救呢，当然不是在来世（因为官方当然不承认还有来世），而是在今生。
在这种驯化体系中，个体就像是原材料，被运送到特殊的营地，在那里，受训者与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整个外界彻底隔离，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残酷训练，直至筋疲力尽；他们不被允许一个人行事，永远都是和一个团体内的所有人在一起；他们被鼓励相互监督；他们被要求写检查；他们时刻恐惧，生怕因为自己坦白了什么，或者因为告密者说了他们的什么坏话，最后大祸临头。
六个月之后，这样长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巴甫洛夫实验的人自然会想到：一个接一个，甚至整个团体的受训者们都崩溃了，出现种种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的状况，其中一些受训者甚至z.sha，其他人（据说多达20％的受训者）则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经历残酷的思想改造存活下来的人，其行为模式焕然一新、牢不可破。但与过去有关的所有联系——朋友、家人、传统礼仪、孝顺——已经烟消云散。他们是新人了，崇拜着新的偶像，并完全听命于他。
在这个世界上，从成百上千个这样的“训练营”里，每年产出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受过驯化，富有奉献精神。耶稣会曾经为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所做的一切，这些用更科学、更残酷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