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人对同类凶残、毫无人道，其实源于此人对残忍本身的爱好，他认为残忍是可怕的、迷人的。然而，更多时候，这种纯粹的虐待狂，倒是被功利主义、神学或国家主义催逼出来的。法官们为了让顽抗的证人松口会折磨其身体，或施加其他的压力；牧师们为了惩罚异端，引诱他们改变信仰，也会这么做；同样，面对被怀疑为反z.府的人士，秘密警察也以此手段逼使他们坦白。
在希特勒治下，折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灭绝，皆施加于那些他认为的生物学上的异端——犹太人。身为一个年轻的纳粹，需在死亡集中营中当班，照希姆莱[1]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教化，使其明白低劣生命和次等人究竟是何物”。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年轻的希特勒重拾反犹主义的信条，且终身不曾放弃，因此，原本是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异端与巫女的种种手段，后来统统死灰复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根据巴甫洛夫的发现，和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战争神经症中所获的知识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显出了可怕的、怪诞的时代错乱。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不管早年发生过什么，至少目前很可以确定，不发达国家的警察并未广泛使用折磨这一手段。他们不是从宗教审判官或党卫军那里，而是从生理学家和系统性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身上激发了灵感。对于独裁者和他手下的警察们来说，巴甫洛夫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因为如果一条狗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崩溃，那么政治犯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可以崩溃，他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给政治犯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持续足够的时间。承受此等压力之后，犯人们会变得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他们随时准备向其抓捕者坦白，泄露一切。
可是坦白是不够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神经患者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聪慧的、务实的独裁者可不需要把一个病人纳入组织里，而是需要为神圣事业服务的变节者。独裁者再一次转向巴甫洛夫，他了解到，在即将崩溃之际，狗比任何时候都易受影响，如此一来，新的行为模式轻易就建立起来，而这些新的行为模式，看起来是不可根除的。动物一旦被植入新的行为模式，其条件反射便不能消除。在压力之下学会的东西，将在它的性格中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的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