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前提是有科研狗帮忙。
十几封国内信件下面,另有四封国外信件,自从杨锐参加“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之后,就有认识专家教授寄来交流信,等他发表《Cell》以后,更有不认识外国人寄信过来。
他是论文通讯作者,自然要把联系方式刊登在《Cell》上,对生物科学界来说,重量级论文,也就等于是黄金广告位。
杨锐不急不缓拆信,回信。
这就像是后世研究员要每天写电子邮件样,看信和回信从来都是研究者工作部分。
孙汝岳等人做实验准备时间,杨锐自顾自拆读信件。
后世有微信,有QQ,有短信,有电话,还有邮件等等联系工具,但在80年代中国,信件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联系工具。
问80年代中国人,没有写过信可能绝无仅有,但没有打过电话,或者拍过电报就太多。
虽然杨锐每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但他是土豪阶级,与普通人是无法类比。
现在寄封信才几分钱,打电话却可能要几块钱,而且,电话也不是想打就能打,例如西寨子乡,有电话除乡z.府以外,就是邮政所,电话也不是拿起来就能拨通,人工转接路到北京,说不定要半个小时时间,占线等待两三个小时都不稀奇。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前推两三百年。高斯许多著名发现与成果,甚至都是后世学者从他信件里刨出来。
同样在唐集中实验室里工作助教和讲师都羡慕看着杨锐用英文写信,这是大家争着抢着参加国际会议原因之,对学生来说,有名外国笔友或许是很酷事,对学者来说,有名外国学者交流心得,那是实实在在帮助与促进。
“咦。”拆开最后封信,杨锐却是有些惊讶。
“有
可以说,1984年打往北京电话线,比2014年开往北京路还要堵。
杨锐在锐学组同学,还有开会认识专家,甚至他不认识专家,也都喜欢写信给他。
现如今,名普通大学生,个学期收发十几封邮件实属正常,不像是后世那样,寄信就要寄好几页,许多人都喜欢写大字,页就写二三十个字,封信下来,很可能都没有144个字。
而这些信件,聊天有,问候有,谈工作也有,但大部分都是聊天。
杨锐也是习惯写短信,他左边放着信,右边放着信纸,边看,边就回信,信写好,装进信封,封口后,再将回信与寄过来信用橡皮筋绑,自然有科研狗之后帮忙填写回信地址,贴邮票并寄送,比收发手机短信步骤也麻烦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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