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经新闻媒体披露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富民小区杀人案）；因忽视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惨死的车主。在凶手看来，这三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恶”。这种“恶”，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大*大恶。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的。
虽然从现有的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的交集，甚至连那些“恶行”的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惩罚者，并拥有让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自食其果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的“恶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这种感受，反作用于作恶者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近乎直线般的作恶――报应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的一种――同态复仇。亦即以牙还牙，以血洗血。而与这种比较原始的报应观念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公平。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来实现他内心中的所谓公平与正义。
于是，魏明军像于光一样，用计算数学题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姜维利应验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宫”，并在温暖的“羊水”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的车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过，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当那三名被民众口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道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强。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属性几乎毫无相似之处。除了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社会交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进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