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人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却让英国人不寒而栗，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英国政治的信条已经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清王朝的信条则与此相反，“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bao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bao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四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垒”，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这种“中国热”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的平底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很多中国人在岸边看热闹，看金发碧眼的“夷人”。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