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才能出现自治城市呢?
首先,欧洲毕竟存在过漫长的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历史基因虽然一度潜伏,但是仍然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城市里的事太纷纭复杂,封建主也不知道怎么管,乐得拿钱了事。
最后,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z.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z.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44]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非常直接而彻底,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二
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