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才能出现自治城市呢？
首先，欧洲毕竟存在过漫长的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历史基因虽然一度潜伏，但是仍然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城市里的事太纷纭复杂，封建主也不知道怎么管，乐得拿钱了事。
最后，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z.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z.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44]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非常直接而彻底，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二
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