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m;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们后文将要讲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的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种小报非常注重时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