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游戏规则。
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漫长分裂后，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除了开创了二元结构外，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唐长孺和王仲荦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实施的基础。
我们以前读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阎步克先生多次强调北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草原民族成了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18]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