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强调一定要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春秋繁露》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一定要强化皇帝权威,同时还要愚民。法家一
,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