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秦始皇时征发劳力……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50%”[2]。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因为在秦朝造反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概率高。
陈胜、吴广为什起义呢?因为他们算过机会成本。这俩人是河南人,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而且连续下很多天,道路不通,走不,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期限。过规定期限,按照秦朝法律规定是该杀头。
所以陈胜、吴广就算下:“如今们继续按规定去服役也是死,逃走也是死,起义干番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什不干番事业?万成功还能活下来,而且还会活得很好。”确实,从当时情况看,他们造反,失去只是锁链,得到可能是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就是必然。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不是们想象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酷吏。说实在,秦朝忠臣,无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那些残酷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员。用武臣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地方官,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个*员参加造反。这形成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群体,因为*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对立面,成为民众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所以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它成功,是建立高效汲取制度;它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民众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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