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丞相或者正式的z.府机构。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的z.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的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员前去巡察。结果这些巡察的*员慢慢又变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个朝代又要制定新的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一变化,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我要介绍的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一些历史学研究认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的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这个边缘的、被视为蛮夷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
这种边缘与中央的关系,到了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因为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地“鲜卑化”[4],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这本《简读中国史》的大的脉络。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些脉络分章进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