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
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
这些*员腰包。至于治河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地方，掺杂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种奇怪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他们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甚至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财政亏空”。即地方z.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嘉庆年间，这已经成各地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财政亏空。为维持z.府运转，为给*员开支，各地z.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除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荣耀光荣地进入历史，他积累起来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样，在嘉庆任内个接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3.5亿。
这
多人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矛盾激化，越来越多底层人口陷入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以数百万计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是大清王朝严重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三倍。然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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