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书》载：
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都城）鄙（边远地方）廪（粮仓）庾（露天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
绳子）朽而不可校。太仓（京师大仓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雄马）字牝（母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会（当时人皆乘雄马，有雌马杂处其间，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
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记载。《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为什
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乾隆年间粮食总产量虽然创
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传统农业生产主要目不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中国人也心甘情愿。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提升速度，乾隆年间这
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是这样人口奇迹造成乾隆朝尴尬。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最有力证明，另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方方面面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压力导致空前生存竞争。
由于人口增长，人多地少矛盾越来越突出。地主不断提高要价，增长地租，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有案例记载，乾隆初年，四川泸州块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仅仅过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24石。另个案例显示，湖北黄冈块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后，租价就上升到6石。地租如此直线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佃户忍无可忍，不得不起来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田租，还组织周围佃户，驱逐前来收租地主。地主在保正帮助下，逮捕几名动手佃户关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组织民众，“将业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烧毁”，救出被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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