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过度。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事,因为林林总总忌讳太多。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雍正年间,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他大不以为然,刚即位就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因此,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做他犯“庙讳”“御讳”文章,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字贯》漏掉,也并不是他“双眼无珠”,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问题”。
那,皇帝这次为什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问题上纲上线呢?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
历经父祖两代奠定良好基础,继以乾隆初年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盛世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说“处泰虑否”。中国古老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凡事达到极盛那刻,往往就是转向衰败开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之时,越要振作精神,否则就会翻车。“保泰持盈”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文件当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平准不久,他写诗自励道:“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
皇帝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争”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成绩推在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切难以解决问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大清天下还有什漏洞呢?
经过“夙夜倍切”,细心梳理,皇帝发现,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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