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
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
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
另起莫名其妙大案“割辫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以昭炯戒”，杀儆百，消灭他们“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理想是“总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种钻营都是不正当。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献词者，比如为爱情而献书冯起炎，他可以放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起。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温床。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背景。东汉末年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是明教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个算命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场大雨之后，冲出块石碑上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反映统治者“杯弓蛇影”外，没有什
意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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