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人们心中充满
是“自为心”“自利之心”，不论是君臣、父子还是朋友，其实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彼民之所以为
用者，非以吾爱之为用者也，以吾势之为用者也。”而大臣们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夺，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韩非子因此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威慑力量，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刑胜而民静，赏繁而*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子·心度》）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那
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当然就是
厢情愿，只有韩非子建议才是切实可行。
就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获
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发蔡荣祖谋反案。江西上饶人何亚四，本以“耕种烧炭为生”。有天，他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说他命中要大贵，唆使他出资铸印信，制旗帜，造刀杖，说有天兵暗助，飞刀杀人，于是他也借托马朝柱案中“李开化”之名，聚集当地乡民，欲图造反。福建漳州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起做皇帝梦，共谋起兵，立“大宁国”，因事机不密而被破获。这两起案件虽然都被及时侦破，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农民起义，成他政治思维新重心。
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人口压力导致社会动荡逐渐加剧，底层社会风声鹤唳，除抗租抗税斗争之外，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据《清代八卦教》书统计，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仅记载16个秘密宗教与结社活动，而乾隆二十年（1756年）以后则多达199种。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活动频繁，新教派组织不断涌现，秘密宗教和会党，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个朝代。什闻香教、无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会、弘阳教、清净门、白阳教、白羊教、归教、金幢教、黄天教……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各省关于教案汇报不断传来，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乾隆对社会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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