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
陷。作为皇帝，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镇定，似乎心里十分有底。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处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勘灾情，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一幕。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的*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