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后“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女、小孩被掠走当奴隶之外,准噶尔蒙古所剩无几,作为个大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数千里间无瓦剌帐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卫拉特史》中这样记载屠杀过后场面:“准噶尔地区几经兵火,残破不堪。耕地、牧场荒废,城镇、村庄被毁,人口更是急骤减少。”很多年以后,龚自珍途经准噶尔,看见“准噶尔故壤,故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噶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庐帐,是阿鲁台(即额鲁特,指准噶尔——笔者注)故种者。”(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
为填补准部留下土地,乾隆从各地迁移人口。其中有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有蒙古部落喀尔喀人、察哈尔人,有穆斯林东干人,甚至还有来自满洲锡伯人和高丽人。十多年之后,土尔扈特部落回归中国,也被安置在这片由于自己兄弟部落被灭绝而空出来土地上。
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手腕。
有清代,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种取巧方便办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御制喇嘛说》)
从这段谕旨看,乾隆对喇嘛教是不屑顾。但是,终乾隆朝,皇帝对黄教领袖,直极尽尊崇之能事。他把父亲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尊崇。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礼遇规格。为迎接班禅远来,他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建座规模宏大庙宇——普陀宗乘之庙。这座庙耗资巨大,仅为其中座殿宇顶部镀金,就花去黄金万五千多两。他亲派皇六子远赴内蒙古迎接,在承德接待更是不计成本,优隆备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步树立达赖喇嘛权威,由此拥有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完全不同做法。他深知这宗教进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他知道,伊斯兰教旦实现政教合,必然爆发强大扩张力量,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伊斯兰教活力。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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