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大清帝国勉强开上战争轨道。
然而乾隆却物色不到位堪当大任主帅。在所有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诚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平安无事数十年满族将领们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成兖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称勇敢干练,可是对这场战争却都心怀退缩,“萎靡懦怯”,无奋勇争先之态。左右权衡,乾隆勉强选定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帅。
接下来是粮草问题。如果按照“兵出粮随”用兵常理,这场战争根本没法打。因为平定准噶尔时机是突然到来,清王朝毫无准备。前线并无粮草,准备也已来不及。是从内地运粮到西部,每石米价值不过3两银子,可是运费要高达20两。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运费,征购和运送时间上也万万来不及。
乾隆悍然决定,抛弃行军常规,“因粮于敌”。也就是说,每名士兵自背可吃两个月口粮,其余口粮,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乾隆上谕说得冠冕堂皇:“官兵前进,沿途可以打牲,宰杀疲乏牲畜。现在投诚厄鲁特蒙古人所有牲畜,虽然不应夺取,但是暂时取用,将来再给补偿,也无不可。”
这实际上允许*员沿路抢掠。所谓将来补偿,只是无法兑现空话而已。这大胆举动后来被证明埋下严重后患,在当时却被乾隆认为是唯办法。
此谕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纷纷反对。陕甘总督刘统勋上奏说此举太过冒险,仍当先筹粮运饷,然后再进兵。乾隆批评他说:“刘统勋此奏……全不合此次机宜。”
定西将军永常也反对因粮于敌。乾隆皇帝说得口干舌燥,禁不住骂起人来:“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轻重,颠倒舛谬,至于此极!”
顿痛骂,终于压住所有反对者声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北路和西路两路出师,共计五万人,加上负责运输夫子共近八万人。每位士兵配备战马三匹,共计十五万匹。配备骆驼万峰。乾隆以从准噶尔叛逃重要将领阿睦尔撒纳为前锋,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准部连年内战,人心厌乱,清军到,纷纷归降,“各部落闻风崩涌……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人抗颜行者。”大军刚刚出动,就有札哈泌部千三百户来降,称“等为达瓦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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