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读
遍，“以志思慕之诚，以凛继绳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过半时，他曾说过：“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过其父而已，而我则身受皇祖、皇父两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还敢有丝毫的怠惰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绝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统治的这代平安无事。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因此，他要从内外两方面，尽可能彻底地消除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不过只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半，另半，则是建立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驭。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处理帝国周边事务，他有意识地下大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回顾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时说：“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岁之时，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过数年已经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说登堂入室深有研究。从蒙古语出发，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后来又开始学习回语，达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维语和藏语学到了什么水平现在无法具体考证，但蒙古语他确实是达到了可以熟练运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说的“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会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时，乾隆即“以蒙古语询其始末”，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经利用语言优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历史，在平准之后他亲自撰写过论述准噶尔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现状的《准噶尔全部纪略》。这篇文章综合了蒙古和汉文资料，对准噶尔的历史源流和部落结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证及描述，可以看作是篇相当出色的学术作品。
基于这种知识积累，他对准噶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