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读遍,“以志思慕之诚,以凛继绳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过半时,他曾说过:“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过其父而已,而我则身受皇祖、皇父两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还敢有丝毫的怠惰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绝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统治的这代平安无事。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因此,他要从内外两方面,尽可能彻底地消除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不过只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半,另半,则是建立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驭。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处理帝国周边事务,他有意识地下大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回顾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时说:“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岁之时,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过数年已经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说登堂入室深有研究。从蒙古语出发,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后来又开始学习回语,达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维语和藏语学到了什么水平现在无法具体考证,但蒙古语他确实是达到了可以熟练运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说的“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会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时,乾隆即“以蒙古语询其始末”,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经利用语言优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历史,在平准之后他亲自撰写过论述准噶尔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现状的《准噶尔全部纪略》。这篇文章综合了蒙古和汉文资料,对准噶尔的历史源流和部落结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证及描述,可以看作是篇相当出色的学术作品。
基于这种知识积累,他对准噶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