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心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7)。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它的精神,脱换它的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在一“悔”字。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8)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9)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惰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10)
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了人,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五十年就不错了。
余(赵烈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