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
“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十月初十日，生日前
天，地方*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
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33)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部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灰色支出”。
地方官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对象，主要是湖南籍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除炭敬，另笔比较大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中央*员送路费。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袆）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34)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百两左右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袆。
们所能查到曾国藩所送最大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1864）。那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江南乡试恢复举行。朝廷派来名正主考，名副主考。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时，曾经到四川主持过次乡试，收获颇丰。所以这次，他也决定做好主人，“切均从其厚”，在惯例许可范围内，尽量多送主考些银子。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两名主考每人三千两银子。(35)
除“炭敬”“程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支出，还有项不常发生支出，叫“别敬”。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分手礼。
同治七年（1868）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张两万两现银银票。为什
要带这多钱呢？主要就是为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故友新朋已经盼他多年。离京之时，他送多少别敬？他在给儿子信中说：“余送别敬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36)总共送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京官万四千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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