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私情论，官场上
举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
副恩主臭架子，导致两人成仇。但是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直特别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
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客气。而沈葆桢却得
廷，奏请将江西全省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
。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日来因金陵未复，沅弟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厘金，及杨复成饷侵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矣，任事之难也！(36)
上次争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次曾国藩不能再忍。因为南京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达极为困难境地。以前所争，不过三四万两，这次却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明，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样崩溃：
沈葆桢（1820—1879），林则徐女婿，晚清重要大臣之
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过去，和春等人领导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合围，但是最后着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继，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厘金。
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揭沈葆桢老底，历数他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厘金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
臣尝细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37)
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规矩置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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