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40)。
曾国藩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署下的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上向他倾斜。因此“吉字营”在湘军中虽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41)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