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40)。
曾国藩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署下的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上向他倾斜。因此“吉字营”在湘军中虽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41)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