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是
个根本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曾国藩认为平定
”。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
万多名马队步卒，起用出身正黄旗满洲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
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绿营兵在南京西南建立座江南大营。
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大营夹攻拿下南京。因此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进攻，恨不得个早上就把南京攻下来。
这实际上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就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南北大夹击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道又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要砍掉他们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29)
他同样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30)
他对曾国藩指挥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个字—快，快，再快些，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时，他骂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31)，要求他“迅速出境”，出湖南仍然是路紧催，“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毋得再有迟误”。拿下岳州，他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32)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就急着催促：“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师劳饷乏。”(33)攻下武汉后，他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肤功。”(34)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曾国藩在军事上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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