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