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崇祯后期不断增加
商税，特别是钞关等流通环节商品税，已经造成
地方商业大规模萧条。所以李来亨推行“平买平卖”、降低钞关商税政策以后，地方商业和流通复兴，在削减商税加派情况下，直接税银收入反而比宋
鹤担
着征税关卡增多而变得更多。
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百多加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商业贸易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四十万两，增长到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方面，*员之间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和辽事新饷，前后总共加派二百二十万两之多，崇祯朝更把包含在杂项之中“生员优免银”也加入加派之中，又加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军事紧张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特权都进行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个又个无底洞中，腐坏朝廷在各个环节上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行政效率，更加导致十分钱用出去，只有分钱能产生效果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问题之。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行政体制下，这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员抽吃卡拿番，最后用到实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
所以李来亨贯彻李自成提出“平买平卖”政策，在楚闯管辖范围内，实际上相较于明朝统治区域商税，是不增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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