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午,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个领导又聊聊,同时还有加州大学个终身教授,研究娱乐法。
谢兰生想说,如果审查必须存在,那它未来发展方向该是“人治”变少,“法治”变多,可是,中国娱乐法、电影法这个领域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没有,相关规定片混乱,娱乐产业市场规模、法制建设并不匹配。美国娱乐法、电影法研究则十分活跃,加州大学法学专业直包含相关课程,也提供硕博学位,于是,谢兰生跟电影学院大领导
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走、问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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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副局“川局”又见见。
对着川局,他再次表达出他对审查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人数,增加从业者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成分,增加行业自治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就等于谁犯错,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在这样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打个比方,商业片中“负面现象”必须已经被解决、已经不存在,“当下问题”不被正视。第二位拿“欧洲三大”大导曾呼吁分级,电影局则回复他说“电影全部代表中国”,可问题是,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因为复杂,才立体,才勾人。
经常有人说导演们“摄制烂片还怨审查”“怎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兰生觉得十分无语。在正常状况之下,总有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也有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百花争鸣。“A擅长拍某个题材,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逻辑完全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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