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则不知李存志一路赴京遭遇了什么、又为何未得曹鸾的人马护送，但对这州官可怜之外，他却也痛惜这为官之人遇事不会用权，反而一味情急乱撞。这样的秉性
，也不至于让地方官永远畏惧京中核覆就不敢放手办案。可是，这些律令在实际行使中，却有个致命的问题——
张家是世家大族，家财雄厚，满腹经纶。他们虽然可以考虑到如何替朝廷合理分配官资民用，却无法真切感同下民的苦楚。张岭本人虽律学精湛、门生遍布，可他自己却从未出京任职，如此，就无法明白各层*员的斗智与回环相护是何等荒谬境况，修出的律法，自然也不近人情。
“越诉者笞五十”之律一出，京中的大鼓再无人敢击打。可无人上控，宫里却以为天下太平、世人得道，以为健讼之刁民不再、府道之官吏善政，殊不知，天下已乱成了一锅粥，朝廷的这柄大勺却空置一旁，甚至连如何伸进锅中搅一搅都不知。
如此境况下，李存志击鼓鸣冤，真真是下下之选。
裴钧原本想，李存志如果不这样正面撞在法司、内阁的利爪下，实则他的冤案，虽然是“案”，却并不一定非要以刑讼之“案”入京审理。
毕竟存活在这乖谬妄诞的官场中，想要赢，就绝不能单拿死脑筋去做事。而官中相斗，最绝的手段也不是去改变或遏制规则，而是充分地利用规则。
朝廷的案讼是分类的。诸如户婚纠葛、田土词讼、笞杖轻罪之案，是由州县自理的，顶多让户部、工部的相关衙门复核纰漏；徒罪以上定人牢狱的案件，上控后就须启用审转之制，向上逐级覆查。而审转之中，无关人命的普通徒罪案件，最终是由督抚批结的，可涉及人命的案件及流罪以上的案件——如李存志儿子李偲杀人之案，再或是其他恶性案件——如危及皇权、蔑视政令等大逆不道的，就必须入京，交由刑部或大理寺判处。
在这一既定的规则中，李存志本可在裴钧的暗助下，以“工造不齐”或“拨银未至”之由，先将南地的巨大亏空捅到工部或户部，这样就能通过田户类案的线路，避免以己告官，而让户部和工部来主动查取南地的境状。这不仅不用李存志来受那越诉的五十大板，还避免了李存志上控后被动受审的惨况，而且更可以让案件控制在裴钧掌有势力的六部中，查下去也能稳而又稳、胜券在握，李存志的性命也更安全。
可现在，李存志把大鼓一敲，无异于将底牌全都,bao露在光天化日下。这恍如一头撞在了“规则”二字的铡刀上，脑袋磕出的血也将朝中的豺狼犬豹都引来了，眼下，怕是不将他分食干净决不罢休。
想到此，裴钧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