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儿。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王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俩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俩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的自己。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1995年刚入冬,一个星期之内,市里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尸体都在荒郊野外,和车一起被烧得不成样子。一个月下来,一共死了五个。但是也许案子有六起,其中一个人胆小,和他一个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载了一个男的,觉察不对,半道跳车跑了,躲在树丛里。据他的回忆,那人中等个,四十岁左右,方脸,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确定这人是不是凶手,因为他在树丛里看见那人下车走了,车上的钱没动。这个案子闹得不小,上面把数字压了下去,报纸上写的是死了俩,失踪了一个。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二十天内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几个人物找来,在我家开会,说无论是谁,只要把人交出来,以后就是我亲兄弟,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没人搭茬,他们确实不知道,应该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这五个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没有任何交集,有的过去给领导开小车,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运输兵,有的是下岗工人,把房子卖了,买了个车标,租房子住。烧掉的汽车我仔细勘察了几回,两辆车里都发现了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