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完全有理由担心,警方已经掌握了我潜入智利的情报,获悉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的性质。我们在圣地亚哥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摄制组在公共场所现身的频繁程度已经超出了约定的安排;我们跟各色人等接触,很多人已经知道是我在执导这部影片。我当时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时常意识不到在用乌拉圭口音讲话,在实际行动中也不再严格依照潜伏者的准则办事。
起初,会议都是在车上举行的,汽车漫无目的地全城漫游,每开四五个街区就更换一辆。这法子太繁琐,有时候我们自己制造的险情,比试图避免的危险更糟糕。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莱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车,按计划,五分钟后应该有一辆蓝色雷诺12重新接上我,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动物保护协会的标志。一辆车准时开来,正是雷诺12,正是闪亮的蓝色,因此我也没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轿车后座。车上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士,虽近中年,仍光彩不减,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价格是这辆车的两到三倍。这位女士是圣地亚哥上流社会的典型,这一点绝无偏差,只是像她这样的人物并不常见。见我坐进车来,她惊得张口结舌,为了让她安心,我赶紧说出暗语。
“现在这个时间,到哪儿能买把雨伞?”
穿制服的司机扭头朝着我吼道:
“滚下去,不然我报警了。”
我这才注意到挡风玻璃上没贴标志,心里暗想眼前的情景实在荒诞尴尬。“实在抱歉,”我说,“我可能上错车了。”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复了镇静,她一边拉住我的胳膊,一边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抚司机。
“这会儿,巴黎百货商场还开着吗?”她问司机。
司机认为可能开着,她便执意载我去买伞。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优雅、热情,让人不由得想把,bao力镇压、政治抗争和艺术创作抛诸脑后,这一晚随她沉溺在亲密的氛围里。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货商场门前,还道歉说不能亲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伞,因为她要去接丈夫,然后去听一位世界著名钢琴家的演奏会——钢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现在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这种险情时有发生。每次秘密会面,我们用越来越简短的暗号来明确彼此身份。从第一次问候起,我和地下联络员就交了朋友,我们不立刻说工作的事,而是会耽搁半晌讨论政治时局,就电影新片和文学新作互通想法;我也会主动聊起想见哪几位共同的朋友,虽然有人力劝我克制这种冲动。或许是为了免除警方怀疑,一个联络人赴约时还带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孩子情绪激昂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