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我请埃莱娜帮我打电话找个人，对方的号码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是用假名“弗朗奇”来称呼他吧。他本人接了电话，埃莱娜没做更多解释，只是说“替加夫列尔传个话”，请他到征服者酒店五○一房间来。他提前半小时赶到。埃莱娜已准备出门，而我仍躺在床上。听到他敲门时，我故意用被单蒙住了脑袋。其实，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会见到谁，我们只是约定好，任何用加夫列尔的名义打电话的人，都是我派遣的。最近几天，领导摄制组的三个“加夫列尔”都给他打过电话了，包括格拉齐雅，所以他没料到这个新的加夫列尔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在我拍摄最初几部电影时我们就合作过，后来还一道出席过几届电影节，最近一次见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可当我露出脸的时候，他竟没认出我，直到我放声大笑——笑声是我明白无误的特征。这让我对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进来的。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摄制组，下达初步指示，在不干扰埃莱娜指挥的前提下，处理一系列基本安排。他的档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变之后曾自愿流亡到加拉加斯，没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从那时起，他已经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几桩地下秘密任务，能凭借无可挑剔的伪装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动。他跟电影圈熟络，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胆，应当能在这趟冒险之旅中成为我们的理想搭档。我的判断没错。根据与我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鲁经陆路入境智利，以便分头接待和协调三支摄制组，目前三支小组已着手工作。按照几个月前小组负责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详细方案，法国组在智利北方工作，从阿里卡拍摄到瓦尔帕莱索。荷兰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务。意大利组驻守圣地亚哥，直接听我调遣，并时刻准备拍摄任何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三支小组都接到指示，在没有危险也不会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向受访者征询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看法，因为我们相信，谈论这位殉难的总统，是判断每个智利人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所持立场的最好参照。
弗朗奇知晓每支摄制组的精确行程，连他们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数掌握，随时能跟他们取得联络。这样一来，我本人就能通过电话向他们传达指令了。为了更加保险，弗朗奇还将充当我的司机，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车。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俩很少分开。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上午九点，我们开始工作。武器广场与酒店仅相隔几个街区，在
